談談台灣早年的中西文化論戰

- 陶琤 -

文星作風漸變

號稱「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雜誌,以綜合性刊物的型態平穩發行進入第五年。出乎意料,在創刊四週年的第四十八期(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出版)出現一篇居浩然寫的,火氣十足的〈徐復觀的故事〉。一向在稿件題目設定與文字語氣上作風穩健的文星,自此逐漸浮現出一種蓄勢待發,積極尋找批判對象,隱約呈現霸氣的風格。這篇尖酸刻薄的文章,可算是文星「西化派」作者猛烈抨擊「傳統派」為「義和團份子」的頭一砲。

展現霸氣的第二篇文章,是第四十九期(十一月一日)刊出李敖的〈老年人與棒子〉。文中說,在活著的人堶情A沒有人能比老年人更適合做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工作了,老年人從死人手中接下這根棒,由於他們的身世各異,所收到的棒子也各有不同:第一種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須有的棒子」,第二種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第三種老年人拿的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但是「我們不會搶你們的棒子,我們不要鳴鼓而攻我們的聖人的棒子,我們不希罕堶惜w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我們早已伸出了雙手,透過沉悶的空氣,眼巴巴地等待你們遞給我們一根真正嶄新的棒子!」

最先提出棒子問題的是王洪鈞,他在《自由青年》發表〈如何使青年人接上這一棒〉,李敖隨即響應發揮。王洪鈞深得其心,稱讚他「像山谷堛漱@聲呼喚,迴聲不絕。但並非喊聲嘹亮,而是形勢所造成的共鳴」。李敖這篇文章投到文星時,得到文星老闆蕭孟能的賞識,立即網羅這位二十七歲的台大研究生進入文星的主筆陣營。

胡適的演說引發質疑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六日,胡適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的英文開幕演講中說,他要以一個「魔鬼的辯護士」的身份,說幾句「怪不中聽的話」。他的講詞中有下面幾段:

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性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些什麼精神價值可說?

試想像一個老叫化子婆子死在極度貧困堙A但臨死還唸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陀佛所主宰的極樂世界去,──試想這個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只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對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確,充分認識那些老文明中並沒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沒有一點生活氣力,似乎正是對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種智識上的準備;因為這個近代文明,正是歌頌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類智慧改善種種生活條件的文明。……

講詞的中文譯稿第二天見報,立即引起學術界的議論。一些人認為這是號稱文化沙漠的台灣多年來所渴求的甘霖,是為知識份子指引思想趨向的重要文獻。另外一些人則質問,東方文明真的沒有多少精神的成分嗎?婦女纏足能代表整個東方文明嗎?還有一些人懷疑,只有科學和技術是近代文明的高度理想嗎?我們真的只能要這種物質化的文明?難道四十年來東方文明真的毫無進步?

文星雜誌第五十期(十二月一日)刊出經過胡適認可的講詞譯文。編者在〈編輯室報告〉中介紹這篇講詞說:

新文化運動,雖然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但是,由於我們的社會保守勢力太大,「衛道」者緊緊地抱著時代的後腿,不許前進,因此,有五千年「精神文化」的「上國」,卻被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當作「落後地區」來開發。然而我們並不以為羞,還要喋喋不休地誇耀中國文化價值,輕視西方的技術文明,這種偏見,才是發展現代文化的致命傷。儘管有人不能理解胡先生的觀點,但無論如何他的這篇講詞將是新文化運動史上一頁重要文獻,指引著青年的一代走上科學發展的正確道路。

徐復觀首先開砲,他在《民主評論》第十二卷二十四期(十二月二十日)發表〈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嚴厲批評胡適說:

今天在報上看到胡博士在亞東科教會的演說,他以一切下流的辭句,來誣衊中國文化,誣衊東方文化,我應當向中國人,向東方人宣佈出來,胡博士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是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是因為他不懂文學,不懂史學,不懂哲學,不懂中國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過去的,更不懂現代的。而是他過了七十之年,感到對人類任何學問都沾不到邊,於是由過份的自卑心理,發而為狂悖的言論,想用誣衊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飾自己的無知,向西方人賣俏,因而得點殘羹冷汁,來維持早經掉到廁所堨h了的招牌,這未免太臉厚心黑了。

〈播種者胡適〉的風波

對於這些指著他鼻子批評的文字,胡適始終沒有公開反應,自由派學者們似乎也以保持緘默的居多。李敖在文星第五十一期(一九六二年一月)上,發表〈播種者胡適〉。他說,民國六年,胡適回國進北京大學當教授,有如「東風」,北大開始熱鬧蓬勃起來,在短短的一兩年間,胡適領導的文學革命,成功地救活了國語運動,產生了白話文學作品,把歐美的新文學介紹給中國知識份子。之後的兩三年間,胡適用新方法整理了中國哲學史,創立了新式標點,宣傳了「不朽」論,介紹了實驗主義,攻擊了孔家店和舊式的父子問題,改革了不合人情的喪禮,鼓吹了女權和新的性觀念,提倡了新詩。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把胡適所希望的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四十年來,胡適持續地提倡與維護民主與科學;在北大校長任內,致力於以大學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他在頌讚中並不十分肯定胡適的學術地位。「我不承認在嚴格的尺度下,胡適是『哲學家』和『史學家』,我寧願承認他是一個褪了色的詩人,一個落了伍的外交家,一個最卓越的政論家,一個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認為「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過時的人社會早把他遺棄,至少不再重視他。可是從報章上、談天上、「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上,我們知道他還是一個毀譽交加的新聞人物…。」「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甚至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香港作家馬五先生(雷嘯岑)則說:「無可否認的事實,胡氏現在有的社會地位和聲望,乃是咱們朝野人士在近二十餘年間捧出來的,而以在朝者捧他的力量尤多。當此亙古未有的國難時期,他受政府徵辟,回國來主持中央研究院,依然彈彈民主自由的舊調,而不改其一點一滴創進的思想,似乎不必予以打擊──根本就不必要。」

這一期的文星同時刊出居浩然的短文〈恭賀新禧〉,和胡秋原的長文〈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前進〉。居浩然贊同胡適的論點,但是認為「假使我們說東方的古老文化中沒有精神的成份,或東方過去沒有精神文明,那也是一種偏見。」又說:「因為中國人自以為有精神文明,而且是足以與近代科學抗衡的精神文明,所以一百門功課都可以請留學生教,哲學則必須由國學權威教。再進一步,哲學也給留學生搶去了,中國哲學仍舊留在中國文學系堨挶s儒家教。」作者筆鋒一轉,又把「有一位中國文學系教授」批評為「無知已成定論」。

胡秋原的長文長達二萬七千餘言,文星不得不增加八頁篇幅把它一次登完。這原是胡秋原給文星編者小魯(陳立峰)的一封信,〈編輯室報告〉介紹說:「這封信對中國五十年來的文化發展過程有了一個概述,而其中甚多地方批評胡適博士。數十年來,中國底文化在傳統的、西化的、俄化的龐雜思想下相激相盪,相互消長,而胡秋原先生,卻超越以上這些思想體系之外,保持凌空而獨立的見解。現代的青年如果要了解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讀了這封信,可能有所啟悟。」

胡秋原說他絕不會有「打倒胡適」之意。反之,他個人很喜歡他。因為,在政治上最大英雄可以被打倒,在學術上,一人只要有尺寸貢獻,誰也打不倒。而胡適先生無疑是打不倒之人。其次,凡在學術上存心打倒他人之心者,必所見不廣之人;學問上只有靠積極貢獻成功的,斷無靠罵打成功的。而後來者如不欲自己之被打倒,亦決不可喜歡打倒前人。

他的結論是:不可在「復古」「西化」中二者選一。因復古只足以促成洋化,而洋化無論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後是亡國。因此必須樹立一個民族的前途與遠景,有一堅實人生觀,遠大世界觀,向前苦功創造,使一切中外古今之學,皆為我用。他認為中國青年必須拒絕所謂復古派、西方派、俄國派,中國才可望生存和進步。

葉青(任卓宣)在二月份的《政治評論》上發表〈誰是新文化底播種者〉。他覺得捧胡的人過份頌揚,而一筆抹殺其他更有貢獻的人,是不公平的。文學革命的成就,決不可歸功於胡適一人,尤其不可忽略陳獨秀在文學革命和個人主義方面的思想領導。講到民主與科學,真正四十年來相信民主的,不是胡適,而是孫中山先生;介紹科學的,也不是胡適,而是陳獨秀。胡適在國際會議上把本國人所反對和否定了的舊風俗拿來批評,「是文化買辦在洋大人面前討好的表現。所以他底頌讚科學和技術,主張中國西化,不過是洋奴思想之流露而已。」

鄭學稼在文星第五十二期(二月一日)發表〈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批評李敖在〈播種者胡適〉文中說胡適進北大當教授,北大才熱鬧蓬勃起來,全是沒有「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他列舉《新青年》從一九一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的六年間,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的信和文章,證明陳獨秀早在胡適回國之前就主張科學與民主,「而胡適由新青年第二卷至第九卷,未曾發表關於這兩大論題(指科學與民主)的論文。」

李敖看病橫掃古今人物

同一期的文星,刊登了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氣批評了四十幾位中國三百多年來的古今人物,說他們都有病。這些病包括義和團病、中勝於西病、古已有之病、中土流行病、不得已病、酸葡萄病、中學為體西學我用病、挾外自重病、大團圓病、超越前進病等等。

李敖說所謂「存其所當有,去其所當去」,「取長捨短,擇善而從」的面對西方文化的理論是行不通的。他認為「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佔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企圖改正美人缺點,就是妄自尊大的厚顏。因此「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鐘錶、席蒙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最後,李敖舉土耳其為例說:「土耳其盛發的歷史跟我們太像了。……凱末爾執政後,不惜拋棄固有文化來大力西化:固有的國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裝不要了,固有的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們只知道,以他們當時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學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實際的。……他們知道要想自己國家現代化,最快的辦法莫過於乾脆向那些現代化國家來學,直接的學,亦步亦趨的學,維妙維肖的學。」

徐高阮在這期發表〈胡適之與「全盤西化」──一頁思想的歷史〉,為「全盤西化」這個名詞作歷史考證。他認為胡適早期的思想並無「全盤西化」的論調,真正提出「全盤西化」口號的是陳序經,胡適最後修正「全盤西化」為「充分世界化」,那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的事。他認為要救中國就必須充分採取近代西洋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但承認對舊的文化要採取一個評判的、重新估價的態度。

胡適逝世

二月二十四日,胡適在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時操勞過度,於酒會結束時心臟病復發,昏迷倒地去世。文星立即連夜改版,把第五十三期(一九六二年三月)定為「追思胡適之先生專號」,集刊了陳立峰〈胡適死了,「胡適思想」仍然活著!〉、毛子水〈胡適之先生哀詞〉、梁實秋〈「但恨不見替人!」〉、葉公超〈深夜懷友〉、徐復觀〈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哀悼胡適之先生〉、黎東方〈適之先生二三事〉、胡秋原〈倒在戰場上的老將軍〉、李敖〈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蔣復璁〈追憶胡適之先生〉、王洪鈞〈我們應該趕過他〉、余光中〈中國的良心──胡適〉十一篇紀念文章。

這一期還有三篇討論中西文化問題的文章:胡秋原〈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再論超越前進〉、徐復觀〈過份廉價的中西文化問題──答黃富三先生〉、李敖〈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

胡秋原這篇長達二十五頁,七萬字的長文,認為數十年來我們學術思想之不進步,三種門戶主義(復古、西化、俄化)要負甚大責任。其實中西文化並無根本之不同,中國人有創造文化之能力;鴉片戰爭之失誤,乃明清政府閉關八股,人為錯誤政策之後果,並非中國文化根本不行,或中國民族根本不成;因此,三種門戶主義皆對中國民族之本身失去信心,實由勢利主義心理,而此種心理,實由國運頹敗過程之中,彼等對歷史與文化研究方法之偏枯而來。

鴉片戰爭時中國所遇外來文化為一優勢文化。對此優勢文化態度政策如何,乃超越論與門戶派根本分歧處。傳統派不欲承認此優勢。西化派承認此優勢永非「華人」所能及。俄化派則欲依俄力打倒此優勢。超越論認為根本問題在建立對等之力,平衡之勢。我們不能永遠做被侮辱者、敗家子、模仿者、受援者、「一面倒」者……。而要超越「能人所能」,向「能人所不能」前進。

文章後部主要是評論及駁斥徐高阮、居浩然、李敖的三篇文章。他說,兩位廣義西化派,一位中年(按指居浩然),一位青年(按指李敖)的主張不外兩句。一則曰:「科學只有全盤接受,民主則大有討論餘地。」二則曰:「文化是整體,只要好的不要壞的,這種好夢做不成的,……要鐘錶,就得忍受梅毒」。前者可稱「半全盤西化」,後者可稱「過全盤」或「重全盤」。居浩然沒有將學問基礎打好,看了幾本書不了解。李敖寫〈播種者胡適〉是歌頌一人,寫〈看看病〉則漫罵一世,他的文字表現兩點。一是極大虛榮心,二是漫罵一切。青年而好罵,是集二病于一身。

徐復觀一一反駁黃富三〈與徐復觀先生論東西文化〉的論點,主題還是環繞在胡適的「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開始承認在那種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靈性,或者沒有」,和他的「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那幾句話上。最後他說:「我對胡博士的抗議,不僅是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東方人,所應有的抗議。同時也是作為關心人類整個文化的任何人,所應有的抗議。」

李敖在〈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中,同時反駁葉青的〈誰是新文化運動的播種者〉,和鄭學稼的〈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兩篇文章。他說目前捧胡和罵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ヾ文章派,毛子水;ゝ詩歌派,勞幹;ゞ行動派,某校長夫人。罵胡的人中也有三派,々叫罵派,徐復觀;ぁ栽贓派,「胡適與國運」作者;あ翻案派。他說胡適並非是唯一的播種者,因為人人皆可播種,但文學革命的鼓吹是胡適的首倡。胡適十七歲時便用純口語寫文章,不比陳天華晚;陳獨秀所談的科學太耽於抽象化,而胡適的科學觀是嘗試性,研究性的;胡適對民主政治的態度是低調而堅強的。

西化青年圍攻「義和團餘孽」

哲人已逝,圍繞著他的筆戰未曾稍寢,戰火繼續燃燒到文星第五十四期。這一期的筆戰文章計有:鄭學稼的〈論白話文和白話文的運動──附答李敖先生〉、居浩然的〈西化與復古〉、李敖的〈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許登源的〈從超越前進到狂妄〉、洪成完的〈玄學英雄底狂想曲〉、李彭齡的〈從「一無所知」「有無靈性」為胡適先生辯誣〉、黃富三的〈「妙論」與「謬論」〉、東方望的〈也算「微詞」〉,以及孟戈的〈接過棒子來,跑吧!〉。

鄭學稼對於〈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這個題目通不通、李敖是不是捧胡派、胡適是不是北大的「東風」、白話報和白話誰先誰後、冷靜或狂熱對待科學與民主的問題、誰是虛無主義者、誰先喊「打到孔家店」等等問題,一一辯解。最後談到胡適本人,作者認為「胡博士的主張中,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容忍精神和懷疑精神。前者,全部保存,後者只能保持一半。」

居浩然為胡適的西化運動辯護,認為現在的全盤西化,應是專就以近代西洋科學為基礎的工業技術而言,因此全盤西化就是全盤科學化和全盤工業化。他批評胡秋原所提的「俄化」問題是「不知所云」。他向胡秋原挑戰公開比「讀」、「說」、「寫」英文,又開個洋書單要他「不妨認真將這些書讀通,再談知識社會學不遲」,文字刻薄不留餘地。

李敖挖苦徐道鄰的文化觀念中滲著一種「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他想拿萬花筒式的方法,維持各地文化傳統於不墯,明明是為傳統派做嫁衣裳。他又說胡秋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他「超越前進」「凡四十年」卻顯然還陷在泥潭裡,他的長篇大論矛盾百出,即「超越」一文就有自相矛盾三十七處之多。

許登源批評胡秋原以「立正,向前看,超越,前進」來比喻「超越」,完全是口號,不但「一點也沒說到具體的方法」,而且邏輯觀念也不正確。他建議胡秋原「應先修好大一邏輯」,「應該吃一帖強烈的瀉藥,把自己雜亂無章,概念不清,思考不邏輯等毛病統統瀉去」。

洪成完批評胡秋原的〈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說做為一個「淵博常識」的知識份子,除了先天因素外,還必須多讀及格的書,多做硬功夫,如果不暸解及接受新知識,對於尚在論爭中的問題狂加斷說,他便沒有資格談現代問題。他批評胡秋原不過是一個「蜘蛛式的玄學英雄」,「頭腦不邏輯」,昧然不知「科學」是何徵性,勸他「勿玩弄名詞,也勿被名詞玩弄」,「多動大腦多思考,少動小腦耍筆桿」。

李彭齡批評徐復觀的兩篇文章:〈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和〈過份廉價的中西文化問題〉,認為他在後文中編織胡適「五大罪狀」,是「言不由衷」、「亂放冷箭」,「就東西文化任何一方面來看,都是一種失態」。他懷疑徐復觀根本不曾,也不能真正的了解過胡適,因此他筆下的胡適,毀也好,譽也好,也就「嘸啥斤兩了!」

黃富三也駁斥徐復觀批評「東方古代文明中是否很少有靈性,或者沒有」那句話。他說「胡先生是說東方文明只有極少的精神價值,並不是說東方文明根本沒有靈性。」他問「凡是人便有靈性嗎?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有靈性嗎?」他認為說「東方文明甚少精神價值,或者沒有」並不等於說「東方人不是人」,因為「人」是動物類屬的名稱,文化的有沒有靈性和是不是「人」,是不相干的的兩回事。至於婦女纏足的問題,胡適只是舉出「包小腳」這個例子,說明中國文化的少精神成分,因此徐復觀的批評,「只是向空中虛放一響而已。」

東方望批評徐復觀在胡適死前大罵胡適「向西方人賣俏」,說他對胡適的學問有「微辭」;兩個月後胡適死了,又為文大捧胡適;因此「在古今中外之褒貶文章中,兩個月之內,如此轉變態度者,當推徐復觀教授為第一。」

孟戈大聲呼籲,「我們年輕的一代,要痛痛快快接過這位大師交下來的歷史接力棒,……我們不能再兜圈子了,再兜圈子什麼都完了!」

這一期的文星,幾乎是一本反胡反徐的特輯,集中火力聲討「保守的義和團份子」,以四篇圍攻胡秋原,三篇圍攻徐復觀,即使徐道鄰的一封短信,也遭受無情的批判。作者們熟練地運用邏輯辯證技巧,毫不留情地把對方逼到牆角,再用教訓的口吻數落對方,要他們回去多讀點書再回來辯論。

戰火瀰漫,硝煙四射

自從文星第五十四期刊出居浩然、李敖、許登源、洪成完等人圍攻胡秋原、徐復觀的文章之後,胡秋原轉移陣地,開始改在《世界評論》上為文反擊文星;在四月份《世界評論》上,把居浩然、李敖、許登源、洪成完四人編為甲、乙、丙、丁四號,而不呼其名,並且說文星之敢於有組織性地連篇刊文攻擊他,是一股勢力在迫害他,這股勢力「現在是有一個教育機關,一個學術機關的人組織了一個參謀團,還加上一個後勤機關,不斷集會三星期」,又罵他們是危險打手、豪奴、猘犬……。

五月五日,《政治評論》刊出葉青在〈中西文化問題之總結〉文中說:「『全盤西化』是一種奴婢思想,而現在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多是陳序經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稱為『奴下奴』是再恰當沒有了。這些人,目的不在討論問題,只是由於門戶之見,為『洋大人』、『學閥』看『家』而已。」

文星第五十五期(五月一日)繼續刊登討論胡適思想及文化問題的文章,以及三篇紀念「五四」四十三週年的文章(其中一篇是重刊胡適遺作〈「五四」的第二十八週年〉)。

田尚明在〈談胡適在「新青年」發表的信和文〉中,批駁鄭學稼的〈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和〈論白話文和白話文的運動──附答李敖先生〉。他說,不可隨便給李敖亂戴「維新斯基」的帽子;也不可給胡適戴上「虛無主義者的帽子」。

梁容若在〈如何奠定現代文化基礎〉中,希望學術界的風氣現代化,大家多向前看向大處著眼;舊帳是算不完的,一時也難有結論。據他看,毛子水、胡秋原、居浩然、徐復觀、李敖諸人悼念胡適的文章,命意大體相同;居浩然當年教國文的種種高見,和徐復觀所說的,相去並不太遠。聽說李敖冷天常常穿長袍,文章又滿篇成語,喜掉書袋,可見他還不能割斷傳統,完全西化。徐復觀的兒女都在外國學理工,足證他們一家也是追求現代化,熱心科學,和胡適李敖並無不同。

黃寶實在〈弭兵停戰議〉中,認為中西文化論戰論少戰熱,流于有戰無論,未免美中不足。他呼籲交戰論者,各自忍辱一次,布施一次,弭兵停戰,而移轉智慧於文化之體認研究,並從而宣揚之。

另外有一篇葉一鳳(徐道鄰夫人)的〈漫罵不能推行西化〉。她說:李敖最近接連著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了兩次病」,他所表現的熱情和博覽,值得佩服。即使他說話的禮貌差了點,但是看在他善良的動機上,可以不必計較他的態度。可是,漫罵決不是推行西化的好辦法,蠻橫無理的態度,依仗「年老」固然不可以,依仗「年少」同樣的不可以。

文化論戰在文星第五十六期(六月一日)暫息,僅登出包奕明的〈中國文化問題的關鍵〉,和重刊二十七年前張佛泉寫的〈西化問題之批判〉。李敖在這一期寫了一篇〈媽媽•弟弟•電影〉,說他的親愛的媽媽的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弟弟,第三生命是電影,是之謂「三命主義」。又藉他媽媽的酷愛電影,來諷刺那些食古不化而偷偷模仿西方新事物的老古董。李敖自認這是「遊戲文章」,這也算是他自稱「寫起文章六親不認,不寫文章時認得的六親也不多」的具體表現罷。

文星第五十七期(七月一日)繼續刊登中西文化問題研究與文化問題論辯的文章。

居浩然在〈從門德雷夫的週期表說起〉中,挖苦胡秋原既不懂自然科學,又要賣弄從通俗版科學雜誌得來的知識,結果與義和團思想份子一樣不打自招地暴露弱點。作者忽然筆鋒一偏,破口大罵上期文星〈如何奠定現代文化基礎〉和〈弭兵停戰議〉的作者梁容若、黃寶實二人,說前者是鄉愿,後者是活死人,「因為這種人已無精神生命,他倒要看看這活死人受了我的惡罵有什麼反應:若是不能忍辱,則自打嘴巴;假使忍辱布施,那是死定了,則以入土為安,今後免開尊口。」極盡刻薄之能事,對兩位好心勸架的人饗以如此惡毒的詛咒,很難想像居浩然是個受過高等西方教育的學者(此人好罵成性,晚年在澳洲墨爾本大學教書時,僑胞形容他是個「以得罪人為樂」的人物)。

孟戈在〈鄭學稼腦袋裡的東西〉中公佈鄭學稼藐視李敖和訕譏胡適的思想材料,原來是大量採自一九五四年中共「展開對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全面批評」政策之下圍剿胡適的千萬字文章,一九五五年香港三聯書局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集)〉八大卷本,以及許多中共理論家批判胡適的文獻。

這一期的〈編輯室報告〉說:「這次文化問題的討論,文星僅供給篇幅,讓各種不同意見的人都有發表的機會,但沒有料到有人辯翻了臉,反而遷怒於文星,這是我們感到很遺憾的。」原來胡秋原已不再寄稿給文星,而在《世界評論》上發表文章答覆在文星上攻擊他的作者。蕭孟能曾經給胡秋原去信及要求見面,均得不到答覆,知道這位老作者翻臉了。

胡秋原本是文星的長期作者之一,以文章特長見稱,而文星從來是以文章一次登完為原則,所以為了他的長文特別增加篇幅,他發表於文星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刊於第五十三期,追思胡適特大號的〈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之後便不再向文星投稿。與此同時,常受蕭孟能邀稿的鄭學稼、徐復觀二人,也退出文星園地,另闢戰場。胡、鄭、徐三人本來跟文星編輯群私交甚篤,如今為了中西文化問題,竟遭到擁護「全盤西化」的青年知識份子在文星園地上連番圍攻,雙方由論戰而謾罵,而互戴帽子,乃至大肆人身攻擊,終至與文星決絕。文星發行人葉明勳與主編陳立峰的日後離職,恐怕與這個尷尬局面不無關係。

葉明勳、陳立峰突然離職

文星第五十八期(八月一日)的封堙A刊登了三個啟事,其中一個寫著:

本社原任發行人葉明勳先生,近因事物繁忙,主編陳立峰先生,因健康欠佳,已分別辭職。從本年八月一日起,發行人由社長蕭孟能兼任;編輯事務由編輯委員會處理。

葉明勳、陳立峰、蕭孟能是文星鼎足而三的創辦元老(何凡是創刊前四年的主編)。雖然葉明勳並不過問社務及編務,但以發行人之尊,稱他為文星這隻船的船主應不為過。如今文星發生了這麼大的文化論戰,且又進入司法糾紛,他自然不願牽連在內。而陳立峰是文星的執行編輯人,文星的新走向,得罪了那麼多人,與他的人際關係有衝突,且與他的性格和理念不相符,自然也要求去。這樣一來,蕭孟能身兼船主與船長兩職,而他手下真正的掌舵人是誰呢?

同一期文星的首篇是余光中的〈歡迎中國的文藝復興〉,此文可說是文星為改變風格定調的指標性社論。他寫道:

一九六二年的文化界是多采多姿的。胡適先生在贊美與詬罵之間死去。在中西文化論戰聲中,年輕一代的代言人李敖先生自己,也多少成為毀譽參半的人物。一些假髮被無情地揭開,一些偶像自高高的像座上跌下來。……

五四一輩的人物中,在我接觸的範圍內,頗有幾位欣賞李敖先生的膽識與筆鋒。年輕的一代中,大抵心儀其人,口誦其文,反對者固然也很多,但噓聲畢竟弱於喝采。……他那種知無不言,言無不暢的風格,以及重重敲擊偶像的駝背的勇氣,是值得我們欽佩的。……我們需要的是勇敢而誠實的青年,不需要規行矩步的鄉愿。

自從何凡、葉明勳、陳立峰等文星第一階段的核心人物相繼離職後,以李敖、居浩然為首的所謂第四代知識份子,儼然以西化派主流自居,其下筆更加凌厲無情,自然不在話下。

本期最富刺激性的文章非李敖的〈「文化太保」談梅毒〉莫屬。李敖以他招牌性的俏皮加流氣的妙筆引經據典,證明Civil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文明即梅毒),藉以支持「要西化就得接受全盤西化,壞的也得和血吞」的一貫論調。他寫道:

在東西文化交流的漫長歷史中,它〔梅毒〕獨占了一個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擋不住它,任何文化導演擺佈不了它,它來自近世文化的源頭,走向全盤交易的尾閭,它好像驕傲的告訴那些為西方輪船設立碼頭的國家:「你們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嗎?你們也得同時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壞文化」。我知道你們想超越前進,想擇善而從,但是天下有這種便宜事嗎?西方近代文化的這點光茫,是經過多少千辛萬苦換來的,即使有流弊,他們自己都甩不掉,而你們卻想取長捨短,後來居上,天下有這種便宜事嗎?

文星第五十九期(九月一日),李敖寫了一篇〈由一絲不掛說起〉,由瑪麗蓮夢露之死說起半世紀以來美國女人的穿衣習慣的變遷,從保守的層層疊疊至裸露的三點式泳衣,看出在現代化的潮流中,衣裳的式樣跟對肉體的觀念的蛻變,而西方各種藝術的創作,得自他們繼承古希臘對肉體美的尊重與欣賞。反觀中國人的「裸體藝術」表現,在封建禮教的薰陶之下都是變態的,可恥的。民國以後,社會風氣漸趨開通,女性服裝的密封程度隨之逐漸開放,時至今日,可以看得出現代中國人對肉體與衣裳觀念的轉變。這種轉變是進步的、可喜的,可說是「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從這種變局裡,很高興「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在那麼多老腐敗的道學屍影下,居然還能奔向幾條現代化的跑道。」

居浩然從英國寄來一信,文星以〈人身攻擊與詭計〉為標題刊出,第一段如下:

    前輩留英同學中有人領過福建人民政府的津貼,因此對於「津貼」兩字特別敏感。在他們看來,文星雜誌不領津貼而能繼續出版將近五年,乃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於他們辦的雜誌,照例津貼一停,生命告終。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閩變」乃是與虎謀皮的反動行為,參加的份子都是投機取巧的敗類。我們現在講反共,豈能寬容與共匪講聯合陣線的「閩變」份子。在青天白日之下,我們應該把個人歷史攤開來由大眾檢視。如有毒素存在,大家來幫助他「自清」。借反對人生攻擊的名目來掩蔽見不得人的醜史,乃是一種詭計,我們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揭發,這也就是反共思想戰線上的一種鬥爭。

果然不出所料,文星第六十期(十月一日)刊出李敖的大文章,〈胡秋原的真面目〉。這期的封堨Z出「蕭孟能啟事」一則:

孟能開文星書店已經十年;辦文星雜誌也滿了五年。一貫的目的都在為自由中國的文化界、出版界盡點力。這些年來,各界愛護指導,我非常感謝。

近來有一些人在報紙上、雜誌上、甚至在立法院堙A對文星書局和文星雜誌有很多惡意的攻擊和陷害。我個人過去的不怕調查;將來的能受考驗。如有任何困擾,全按理性和法律解決。

我在這兒特別謝謝許多來慰問我的朋友們。為文化,為理想,為國家,我決心繼續奮鬥。

這則啟事告訴讀者,文星書局和文星雜誌已經被控告於法庭。原來胡秋原已經在九月十八日向法院控告蕭孟能、李敖、居浩然三人以誹謗之罪。

祭出「閩變」殺手x

〈胡秋原的真面目〉顯然是文星針對胡秋原在立法院質詢及上法庭控告的全面反擊,它揭開了一段敏感性的歷史事件: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出現「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權利宣言」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定名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政府主席是李濟琛,委員中有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戴戟、陳友仁等人。他們發表宣言否認南京政府,打到國民黨,建立人民政權,通電退出國民黨。閩方主力十九路軍隨即集中在閩北與中央軍對峙。這個聯共反黨的軍事政變,就是所謂的「閩變」。

李敖在文中詳述胡秋原與陳銘樞的關係,參加閩變的細節,以及閩變失敗後赴英、俄、美,七七事變後回國共赴國難,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前夕到香港,一年後到台灣的經過。

緊接在〈胡秋原的真面目〉的後面,李敖又寫了一篇〈澄清對「人身攻擊」的誤解〉,他認為「人身攻擊」四個字嚴格的解釋應該是:「為深入研究文字微意而對作者『人身』所做之必要而無情之調查,以所持的為懷疑態度,故易被作者或『善意第三人』視為『攻擊』,然此『攻擊』,實無所謂誹謗之意。」

許登源也在本期〈談人身攻擊〉中說「人身攻擊」與「譭謗」不同。「人身攻擊」是指論證中抽去與論題不相干的對對方性格的攻擊,這些攻擊可能是事實可能不是事實。如果你說一個人有某種見不得人的醜事,事實上這個人並沒有這種醜事,那麼你就是「譭謗」,譭謗是觸犯刑法的。

同期還有「舊文新刊」〈閩變真相〉五篇:難賓的〈閩變經過〉、「國聞週報」的〈閩變始記〉、張季鸞的〈閩變之又一教訓〉、胡適的〈福建大變局〉,和胡漢民等人的通電〈招致外寇,煽揚赤焰〉。

這一期的文星可算是聲討胡秋原的專集,用胡秋原自己幾十年來見諸文字的資料,來重擊胡秋原。然而,一樁為討論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論戰筆戰,有必要走進那種完全撕破臉皮,不把將方置於死地決不罷休的殺戮戰場嗎?

文星第六十一期(十一月一日),創刊五週年,主要論文針對「醫師法」與中醫。第六十二期也沒有論戰文章。第六十三期(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只有李敖的一篇告白式的文章〈十三年和十三月〉,自述他十四歲來到台灣後的成長過程,以及自從發表〈老年人和棒子〉以來的「十三個月裡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自由中國文化界有一點小小的波瀾。」他最後的回顧是:

十三年來,我從兒童變成少年,從少年變成青年,困擾與苦難並沒有使我忽視這十三年來的眾生相,也沒有使我這低調人生觀高調一點點。我的消極是:自己不做鄉愿,中國少一鄉愿;我的「積極」是:打倒幾個「偽君子」,宣佈幾個「偽君子」是鄉愿。如此而已。我深信人生哲學很簡單;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與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個太狼狽的「壞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條活生生的遊魂!

由十三年來的沉思默察轉到十三月來的文壇爭戰,我已經飽受攻擊和詆譭,不管流彈和棒子怎麼多,我還是要走上前去。兩句改譯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詩人的話經常在我的耳邊響起,那是──「你已經吞了不少苦藥,請再勇敢的喝下了這杯毒酒罷!」

文星第六十四期(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無論戰文章,只有蕭孟能的〈「文星」與胡秋原先生〉,就胡秋原從一位為文星所尊重的基本作者,因論戰而與文星反目絕交的前因後果,作了交待;對於胡秋原為了不同意文星刊載辯駁他的文章而決定走向法庭,不以為然;對於十個月來心目中的一位賢者走向自毀,不勝惋惜。他特別舉出清朝初年的莊氏史禍歷史,來批評胡秋原為了快意報怨,竟圖藉打擊吳相湘來制裁文星書局的手段之不智;並為何謂「人身攻擊」,及因研究一個人而涉及的所謂「人身攻擊」的「可避免」與「不可避免」,加以辯解。另外,李晉芳律師代表蕭孟能的答辯狀,以〈對於胡秋原自訴誹謗案之答辯〉為題刊登於這一期的文星,列舉事實以證明自訴人胡秋原誣控被告「以強凌弱」、「以匪攻良」、「特權階級」、「一眾暴寡」均非事實,以及論列報章雜誌的發行人不與著作人同負因消息與文字所發生的責任。

文星第六十五期(三月一日)有兩個主題:追念陳立峰,和紀念胡適逝世一週年。陳立峰(筆名小魯、胡魯)是文星雜誌的發起人之一,曾經擔任文星的編務達五年之久,於二月二十三日逝世。華嚴、李靈均、夏承楹、何凡為文悼念。

紀念胡適的文章,有孫德中的〈紀念胡適之先生逝世週年〉、王洪鈞的〈胡適先生的民主修養〉、李敖的〈胡適對蘇俄看法的四階段〉、毛子水的〈胡適傳〉,和兩篇舊文新刊:溫源寧的〈胡適之〉和朱文長的〈胡適之先生〉。

文星第六十六期(四月一日)的主題是介紹世界節育運動領導人山額夫人,及討論台灣的人口問題。

文星第六十七期(五月一日)又出現李敖的文章,〈現代史辯偽方法論──用「閩變」做例子〉,這是一篇是對胡秋原之自訴狀的答辯狀。李敖引用歷史文獻及胡秋原自己的文字來駁斥胡秋原所有關於「閩事」非「閩變」」,「閩變」非叛國行為,「閩變」份子與共黨無勾結,「閩變」非流血戰爭,「閩變」與日本無關,「公積金」僅「一點錢」……的說法,並罵他即使償命也「一死不足蔽其辜」。

文星第六十八期(六月一日)無論戰。第六十九期(七月一日)又有一篇李敖的文章,〈為「一言喪邦」舉證〉,繼續挖苦胡秋原,說他「不堪造就,竟然老羞成怒,老下臉皮來控告我」、「讚揚史達林」、「認為戡亂無意義」、「打算做共黨百姓」、「鼓吹聯合陣線」,勸他「還是趁早投筆毀容,批髮入山罷!」

論戰偃旗息鼓

在港台文化界掀起軒然大波的中西文化論戰,到此告一段落,至少在文星雜誌上,已不再出現有關這個論戰的文章。自從文星第四十八期(一九六一年十月)刊登居浩然的〈徐復觀的故事〉起,歷經李敖的〈老年人與棒子〉,胡適的演說〈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為徐復觀的〈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所抑貶和為李敖的〈播種者胡適〉所頌讚,從而引出鄭學稼的的〈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和胡秋原的〈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前進〉,終於燃起中、青年西化派集體圍攻的戰火,最後鬧到雙方以誹謗罪互控於法庭,如今控案未了而論戰暫時息鼓(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屈指算來已經歷時二十一個月。

這場論戰打得如火如荼,難分難解,作者們固然使出渾身解數,引經據典以駁倒對方為能事,最後不免個個火眼金睛,忿忿然不可終日;讀者們也從興緻勃勃看得眼花撩亂,從帽子亂戴看到罵名亂飛,卻看不出文章之中到底有幾分真正討論到中西文化性質的嚴肅問題。何況,所謂西化與傳統的文化理論之爭,有沒有必要以研究某人的過去,而一腳把他有如送上公審台似的「送上文星」予以毀滅,值得商榷。

就中西文化問題而言,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中國第一代知識份子,則陳獨秀、胡適等五四前後的人物當為第二代知識份子,胡、鄭、徐等人以年齡和早年在大陸文壇崛起的時代而言,無疑應屬介乎第二、三代之間的知識份子。他們都是老資格理論家了,如今在台灣竟與下一代的西化派知識份子對立,被目為傳統派的「義和團餘孽」而飽受聲討,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遂聯合其他台港保守派的文人,在《中華雜誌》、《世界評論》、《民主評論》等雜誌上為文反擊。他們相當不滿這幫「胡適的鸚鵡」,覺得這些青年「太猖狂。太不知自量,太不識時務,太不知進退」說他們「還帶著一些歐僕西崽的臭味」。

二十五年後,胡秋原在〈三十三年來筆舌生活紀要〉中有這樣一段話:

五十年,有所謂中西文化論戰,此起於徐復觀與胡適,與我無關。文星編輯陳立峰要我參加討論。這是我早在戰時討論過的題目,本不願再炒冷飯。後來想到可能要離開中研院,與其在離開後談,不如事先就談,也免得將來有「報復」之嫌。於是,就在五十一年一月號文星上寫了〈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我附帶提到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八個字,根本是對科學方法之誤解。科學是以概念進行思考,求事物之通則,不是對個別之事一一猜謎。這是對我的方法論之保護。當時文星歌誦一人,謾罵一世無人抵抗,只有我抵抗,於是他們以我為對象了。五六月間,我借《世界評論》答覆他們。我說「文化問題無戰爭」,指他們的理論、知識,乃至對英文術語之誤解。他們老羞成怒,到九月間,乃以三十年前閩變之事,給我戴紅帽子,要「警總調查」我,並說我「一死不足蔽其辜」。我參加閩變是事實,這早無法律問題,而紅帽子是唯一死刑之罪。這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法律問題。他們也戴鄭學稼先生以帽子,鄭先生控之於法院。我則先由律師警告他們,並要他們道歉,他們不理。於是,在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我宣佈起訴,後來與鄭先生案合併審理。

徐復觀看到為儒學效命的文化鬥士被譏諷為「義和團」,而強調「文化上的反省自覺」,他回憶說:

當初我們少數人,看到中國文化遭受誣衊,於是共同發心,要為中國文化打抱不平……。連年筆戰使剩下本已無多的知識份子,兩敗俱傷……。大家的精力和對社會的影響力都抵銷了。

文星一路走來遭到的橫逆與困擾也著實不少。不但訴訟的事窮於應付,還得謹防隨時被扣上「共匪同路人」、「文字賣國者」、「依仗洋大人的附外派」、「費正清黨徒」、「台獨份子」的帽子。尤其胡秋原在提起控訴之初,利用立法院的質詢權、港台雜誌、書籍,記者會等便利與機會做宣傳攻勢,得到不少社會人士的同情,這也是文星不得不立時採取凌厲反擊的緣故。而胡秋原說他之告法院決非意氣之爭,而是思想問題,法律問題,所以必須力爭到底。

另一角色李敖,曾在國民黨的文化機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簡稱「文獻會」,成立於民國五十年,由羅家倫和陶希聖兩人共同主持)工作,後來又為出版界大老闆蕭孟能所用,可說是常遇貴人扶持。曾經與李敖同事過一年三個月的文獻會幹事阮繼光(筆者的表兄,已故)在給筆者的信中說:「陶希聖特別把租來的三十多坪編輯室隔出三個小間,其中一間給李敖專用,連祕書高蔭祖都要不到一間。李敖在文獻會沒有被派特別工作,卻和文星雜誌的老闆蕭孟能拉上了關係,蕭孟能非常欣賞李敖,他的文章一篇篇的在文星發表,於是文星成了李敖的根據地,文獻會反而成為他的寫字間。」

蕭孟能的父親蕭同玆當時是黨國元老,深受蔣介石器重,所以投靠文星的文人在蕭氏父子的保護傘下,得以在論戰期間享有不受言論管制的特權。這是李敖年青時期一個重要的成長因素。而蕭孟能慧眼識人,挾其財勢、社會關係與國民黨顯要的家庭背景,也真正提拔造就了一些年青文人如李敖等人。然而,平心而論,文星提供的論戰舞台,實際上是蕭孟能在幕後主導,因此,引起如此大的風波的人,實際上應該是出錢及出借舞台的蕭孟能,而加入戰團的人物如居浩然、李敖、胡秋原、徐復觀等人,不過是蕭孟能這位導演手下的一批演員而已。至於他對當時年青一代文人的養成結果(美女抑或猛獸?),是要負很大責任的。

這次論戰到底誰勝誰負?答案可能是兩方皆敗。因為兩方所欠缺的,都是學者最不可缺少的客觀與謙和的風度。如果兩方人馬多一點公平競賽的運動員精神,少一點謾罵扒糞的小動作,則不管在理論上的爭執誰占上風,最後都該握手言和,結束一場君子之爭。學術辯論而弄到圖窮匕現,你死我活的地步,不但攻守兩方大傷元氣,那些長篇大論也使讀者們跟著疲憊不堪。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文化觀念和社會風氣已經改變,人們汲汲於權與錢的遊戲,再也沒有人有興趣去注意何謂全盤西化和傳統主義,何謂「西化太保」和「義和團餘孽」這些名詞與內涵了。台灣的社會不但早已走向全盤西化,更不自覺地在高層政治人物的教化之下,迅速走向「東化」,而且是不論好壞照單全收。想想四十年前李敖那句被當時的衛道者斥為邪說的名言:「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鐘錶、席蒙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如今此岸社會的種種怪象早已過之,而彼岸正在急起直追之中,我們真的不得不再細細嚼咀「文化即梅毒」這句話的深意了。

200110月寫于舊金山,20032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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