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对日和平运动(八)

 

日汪谈判正式开锣

 

日方条件远超范围

梅机关与汪组织的正式谈判,于1939年十一月一日开始,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来改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首席代表)、犬养健、须贺彦次郎、谷荻那华雄、扇一登、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人,汪方代表是周佛海(首席代表)、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汪本人未出席。

十一月一日,第一次会议开始,影佐祯昭分发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方案,他于介绍要纲全部内容后说:希望各位作为志同道合者自由发表意见,超越眼前利益,该取的取,该弃的弃,虚心开怀,互相信任,进行讨论。(1)

汪方代表于详阅方案,发现日方条件内容极为广泛,明显超出一年前的上海会谈记录及近卫声明的宗旨与范围,颇感意外及错愕。梅思平首先发言:收到你方交来的两个文件,我方同志通读之后,既感惊讶,又感安心。安心的是日本的要求不可能比这更多了,惊讶的是所涉范围非常之广。他在客气中表明了汪方一致的态度,坚持今后应以近卫声明、去年的上海会谈记录,以及今年六月在东京的约言为讨论基础,超乎这三者以外的,应不予讨论。

去年(1938)的上海会谈记录,即十一月二十日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关键文件,汪精卫是根据这份协议的原则而从重庆出走的。这个内阁五相会议通过的文件,不但经过御前会议追认,而且近卫首相本人也根据这些原则发表了声明。汪精卫天真地以为日本一定会遵守协议中的承诺,殊不知日本方面的看法却不如此。那些起草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方案的兴亚院官员们,认为这份仅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的文件,不能被视为是一份对日本政府有约束力的协议,因此他们所尊循的,是十天后(十一月三十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汪精卫这边的人那时都还不知道,这个方针早已大大地超越上海协议的条件了。汪精卫听取与会人员的报告后,给影佐写了下面一封信:

   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2)

认知差异争论不断

在双方认知基准存在着极大差异的状况下,这个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争论。汪方代表尖锐地提出删除和修改的要求。他们反对最力的条文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长江下游经济合作地区的设立、顾问的派遣、以治安为目标的驻兵、内蒙平津以外地区以防共为目标的驻兵、撤兵问题、警察及军队的限制、铁路权限、对于海南岛及上海市的要求…等等。陶希圣于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就致函汪精卫、周佛海表达不愿再出席之意。汪、周曾分别于十一月三日给陶希圣覆函婉劝,请勉为其难如内部讨论未完,可临时以电话通知改期,以及如因故不能会谈,可延期也等建议。(3)

事后查阅当年日本人写的会议记录,十一月一日和四日开了两次会。一日会议的议题,包括驻兵、顾问、继承华北既成事实、建设新上海、蒙疆地区、长江下游等问题,汪方代表几乎反对所有的条文。四日的议题包括顾问、防共驻军、治安驻军、日本扩大驻军范围、铁路航空、警察军队等问题,汪方极力抵挡不合理的要求以维护主权,日方的反应尚非强硬。

谈判继续至十二日,一共在虹口六三花园及愚园路开了七次正式会议,及多次会外私下商谈,仍然有十七项问题无法解决。其中以驻兵和撤兵问题,双方歧见最深。譬如方案中的防共驻军,由原来的平津及蒙疆地带,扩大为华北(除河北、山西、山东外尚包括河南北部)、蒙疆、扬子江下游及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撤兵时限,原来两年内完成撤兵的条文,在方案中竟改为从速撤退而无限期,等到日方同意加入两年撤兵后,又在撤兵条件治安确立的定义上发生争论,等等。日本人的野心企图终于逐渐暴露,双方争论也越来越激烈。高宗武因为一开始就反对在日本占领区建立政权,他尽量避免出席(前七次会议记录没有他的名字),出席也尽量不发言,因此梅思平、陶希圣成为发言最多者。犬养健回忆说:梅思平、陶希圣理论派,就像缺堤洪水似地,肆无忌惮地开始攻击起‘兴亚院’的原案。(4)

鳄鱼眼泪?

十二日会议告一段落,陶希圣把日方的条约要纲,以及其包藏的宰割中国的野心,通过陈璧君向汪精卫解释,并引蒙古入主中原的史例说明,他说:从前蒙古入主中原的时候,将黄河流域看做腹里(关于腹里的历史,陶希圣曾在第四次会议中向日本人提出),指长江流域以南方为南人,置于圈外为其剥削之用,今天日本军部的计划,是分割中国为五层。最深的内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地带,第四层是华中地带,第五层是华南地带,而海南岛则为日军在南海的军事基地。要纲所谓紧密协力地带协力地带,要分为这几个层次来研究。但这五个地带并不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很明显,这是德、苏瓜分波兰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5)

汪聆悉这个分析大为气馁而不禁泪下,不想继续谈了。他密召高宗武及陶希圣商量立即中止谈判,迁出愚园路,发表声明,出国隐居的办法。高说,汪有三个选择:一、离开上海,公布日本条件内容;二、叫影佐过来,当面撕毁草约,承认自己错,蒋介石对;三、留在上海,对日本人客客气气,但绝不继续谈判。(6)

影佐祯昭随即得知此事,赶来愚园路见汪。汪对影佐叙述他自己如何脱离重庆,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恳切声明他不能接受,最后说明他将要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之意。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笔记。他听到后来,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簿上。汪说完之后,影佐委曲陈词,说要纲是兴亚院提出的方案,其中颇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之处,他同意为汪夫妇布置法租界住宅,以备移居,但是他要求汪许可他亲往东京一趟,叩请近卫公(已自内阁大臣卸任)出面干涉。汪终于同意这样办理。

汪立即召集会议,首先说明他的意思,以及他对影佐如何说法,最后说到影佐一面笔记,一面流泪,把泪珠滴到笔记簿上的事。汪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陶希圣觉得汪先生实在太软弱了,那根本是鳄鱼的眼泪(7)

没有味道,非常遗憾

影佐于十一月十六日带着汪方提出的修正案(重要各点为驻兵、撤兵、铁路、通货诸问题)回东京请示,他没想到会受到陆军中央严峻的对待。内阁改组(八月三十日阿部信行组阁)后的陆军部官员们对于选取毫无实力的汪精卫为谈和对象,以及梅机关的交涉态度表示不满,认为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让步。十九日,陆军大臣俊六在官邸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部局长会议,没有达成结论。刚从华北回来就任陆军次官的阿南、军务局长武藤、作战部长富永等人,与汪派人员向无联系,对汪精卫不感兴趣。二十日,兴亚院召集军务局长武藤、海军军务局长阿部胜雄、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外务省东亚局长堀内干城等人举行会议,作成了为避免遭到重庆方面的蔑视,必须紧守让步极限的指示。(8)

    总之,东京给影佐的指示,是绝对不许让步。几天后,影佐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上海。他个人始终认为,与汪精卫签约的目的在于对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明示日本对中国要求的程度,由此使他们理解日本并不像他们所怀疑的那样进行侵略。因此,在形式上秘密条约是和汪精卫签订,而实质上是以重庆政府和中国民众为对象。但是东京方面没有人接受他的意见,影佐心中一时浮现万不得已只有停止树立新政府的念头。然而陆军大臣畑俊六交待他务必早日结束谈判,签定密约的任务,他也完全没有不遵守的选择。回到愚园路会议厅的影佐,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他再也没有兴趣跟汪方人员讨论解释,只有坚持东京的立场,甚至软硬兼施,演出涕泪交流的戏码,只求汪方依照日方意旨,早日通过方案。(高宗武、陶希圣后来在致香港大公报的信中,有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花言巧语,涕泪纵横的句子。)

根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汪政权树立工作记载,影佐回上海后会议一直没有进展,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完全陷入决裂状态。陶希圣等强硬派显示拒绝态度,坚持全部悬案未得日方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汪精卫见事已至此,不得不沉痛地对影佐说: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度虽不胜感谢,但我认为,好不好就把树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止下来吧。板垣总参谋长也向东京发出电报,表示对中央修正案的不满,要求亲自回东京再议。陆军中央部覆电:对策案在审议中,不需来京。方案起草人之一的堀场一雄中佐对于新来的上司感到失望,极为苦恼,他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陆军大臣畑俊六坦率进言:

   事变的第一次决心在于开战当时,第二次决心在于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时,第三次决心即为当前围绕着树立汪政权的工作。三次都落得个没有决意的决心,或者说这些决心对事变有否作出少些进展都说不定。

堀场极端失望,声称权利思想停止在玄海滩以东罢!我去南京,当以大乘国策就地解决事变。他于是被调出东京,派往中国派遣军当(第四课)参谋。(9)

十二月中旬,日方听到汪称病拖延的谣言;可是进入下旬,汪方的坚持态度突然发生变化。日本方面的记录写道:周佛海等妥协派重新得势,陶希圣等强硬派后退了。再加上影佐少将逾越权限独断让步,彼我双方迅即相互让步;十二月三十日,艰难之至的内部交涉,终于完成。影佐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

到十二月,勉勉强强到达结论。然而作为展开和平运动的招牌、有重大意义的秘密条约,实在消失了吸引力,没有味道,非常遗憾。秘密条约的谈妥,却使我不禁产生了黯淡的心情。(10)

谈判结束准备签字

十二月二十六日,汪精卫召集全体代表会议,报告要纲谈判经过,及大体结果。汪在会中说:同志间意见不同,甚至发生冲突,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散会之后,陈公博拉着陶希圣问道:汪先生为什么说杀人流血的话﹖你们冲突到这样么﹖陶答道:我们意见不同是有的,或者不至这样严重吧!陈公博说:我非赶快走开不可。汪精卫这个杀人流血的牢骚,印证上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的说法,应该指的是他手下妥协和强硬两派在会内会外激烈争吵的情形。(11)

陈公博并没有参加影佐主持的会议,他从香港来到上海,是奉汪精卫之命特别跟须贺海军少将会谈海南岛问题的。这个问题并不在兴亚院会议议决的草案之内,而是由海军省训令须贺与汪方直接谈判的。从十二月十八至二十四日,须贺与陈公博会谈了六次,议题分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政治方面,包括设厦门特别市、设海南岛省、对于第三国干涉所采取的态度等问题;经济方面,包括海南岛资源(特别是铁矿)开发及给予日本特殊便利、日本以经济合作以掩护军事合作的构想、经济建设等问题;军事方面,包括军事驻兵与治安驻兵及其期限、海军基地军事设施及其使用权和管理权、华南沿海岛屿防御、舰船部队驻扎期限、共同防英美等问题。会议终结时,记录上写着知己地讲着这些话,显示出感慨无穷的态度,最后流露出在海军中得到知己而感到非常愉快,结束了连日的会谈。(12)

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会议结束,决定三十日与日方共同签字。陈公博当天就匆匆回香港去了。三十日,日汪双方在愚园路签字,高宗武、陶希圣两人都借故缺席。

【注释】

(1)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艰难的日中交涉,《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页52-53

(2)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同前书,页587

(3)     两信均见蔡德金《陶希圣高宗武关于“日汪密约”的参与、出走与揭发》。

(4)     犬养建《诱降汪精卫秘录》页259

(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71-172

(6)   “高宗武谈话”,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日战争》页184

(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73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府树立工作:日本方面中央与驻在当地的折冲,《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页57

(9)    同上。

(10)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关于秘密条约的谈判,同前书,页589

(11)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页173-174

(12)   日本外交档案S493须贺少将、陈公博会谈摘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页537-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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